劉天華先生1895年生于江蘇省江陰縣，1932年在收集民間音樂時染上猩紅熱而病逝。他在少年時代就廣泛接觸民間音樂，并掌握了一些技能。1910年上中學時開始學習軍號，1912年考入上海開明劇社（注：當時演文明戲的團體以演出西洋內容為主。），得以更廣泛地學習西洋樂器。之后又向著名的民間音樂家周少梅、沈肇洲學習二胡和琵琶，同時也向眾多的民間藝人、和尚、道士等求教，還跟隨俄籍教授托諾夫及歐羅伯學習小提琴，同北京燕京大學音樂系主任范天祥一起學習西洋音樂理論、和聲及作曲技法。當中國音樂發(fā)展方向出現(xiàn)西方化和國粹化兩種分歧時，劉天華先生通過認真分析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，他在承認西方音樂的優(yōu)勢的同時，也深刻認識到我國民族音樂具有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及其特色。同時，他也認識到我國的民族音樂面臨的境況，主張把西方的長處融合進來，革新和發(fā)展我國的民族音樂，使之與“世界同步”。劉天華先生選擇音樂為自己的終身職業(yè)，立志“改進國樂”。他對“改進國樂”作出的貢獻，可歸結為四個方面:
     1．倡導音樂的普及教育：19世紀末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了學校設立音樂課的主張，以及后來蔡元培先生提出的“美育”思想，得到社會的擁護，隨即產生了“學堂樂歌”。教育機構采用的教學模式是西方的模式，對象以學生、文人、上層人士為主，有“貴族式”的格調。這些做法很難使音樂發(fā)揮應有的社會功能。此時，劉天華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張：“一國的音樂教育并非造就幾個專門的音樂人才去當教員，去做高等吹鼓手，乃是人人必備的一種養(yǎng)生之具……要把音樂普及到一般民眾……”深刻地指出了當時音樂教育的局限性，并提倡把音樂普及到社會各階層。
     2．熱心拯救民間音樂：我國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封建統(tǒng)治時期，民間音樂從來不受重視，很多優(yōu)秀民間音樂漸漸失傳。劉天華先生力圖改變民樂的地位，并首先從學習、傳播入手，他在傳統(tǒng)工尺譜的基礎上加注一些輔助符號，在左邊加上近似簡譜減時線的直線等等，并向我國民間音樂界大力推廣線譜記譜法。他在《音樂雜志》上發(fā)表的音樂作品，采用工尺譜與五線譜相對照的形式，此舉對推動音樂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.
     3．積極改進民族樂器：在傳統(tǒng)的二胡、琵琶等民族樂器的結構和演奏技巧方面，劉天華先生進行了大量的創(chuàng)新。如把二胡傳統(tǒng)的三把位演奏發(fā)展到七個把位，規(guī)定了固定的定弦音高和琴碼到千斤的基本距離（45厘米左右）；規(guī)范了弓法、指法，明確了揉弦、下滑、上滑、顫音、頓音、泛音等技巧的運用規(guī)范。在其兄劉半農先生的幫助下，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計算，確立了琵琶的“六相十三品”。
     4．創(chuàng)造性的作品創(chuàng)作：他沖破傳統(tǒng)的束縛，吸取外來技法進行民族器樂的作品創(chuàng)作，成為我國音樂史上第一個把西洋技法應用于民族器樂創(chuàng)作的人，掀開了民族器樂發(fā)展的新篇章。劉天華先生一生共創(chuàng)作了十首二胡曲，三首琵琶曲，一首絲竹合奏曲，還有一些整理的傳統(tǒng)樂曲和根據(jù)民間小曲改編的獨奏曲。他的作品有著深刻的思想內容，大致可以歸納為四類：1.對現(xiàn)實不滿而產生的苦悶、彷徨及對理想的追求。如二胡曲《病中吟》、《苦悶之謳》、《悲歌》和琵琶曲《虛籟》；2.對自然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；如二胡曲《良宵》、《空山鳥語》、《月夜》、《閑居吟》和琵琶曲《歌舞引》；3.對前途充滿希望和信心，如二胡曲《光明行》和琵琶曲《改進操》等；4.對理想得不到實現(xiàn)的憂慮與痛苦，如二胡曲《獨弦操》等。正是劉天華先生的創(chuàng)新形式，使我們民族音樂的民族性得以鞏固，后來者在其精神的鼓舞下，通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使中國民族音樂在世界音樂文化領域中占據(jù)了一席之地。在劉天華先生的努力，開辟了民族音樂嶄新的天地，為我們指出了民族音樂研究和發(fā)展的方向。在世界經濟文化蓬勃發(fā)展的今天，我們更應該弘揚劉天華先生的精神，開拓進取，積極創(chuàng)新，使民族音樂這顆明珠更加璀璨奪目，光芒永放。